王力:边省科举与地域社会关系研究
发布时间:2018-09-13 15:36:36  来源: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  作者:网站通讯员  点击量:

 

 

国家社科基金项目

 

《边省科举与贵州地域社会》成果简介

项 目负责 人:王力

项目管理单位:贵州民族大学

项 目批准 号:11xzs035

项  目 类 别:西部项目

项  目 名 称:边省科举与地域社会关系研究——以明   清贵州科举为例

最终成果名称:边省科举与地域社会关系研究

学  科 分 类:中国历史

成  果 形 式:专著

项  目 成 员:王凤杰 张乡里 袁洪流

二0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
 

 

 

 

   由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王力主持的《边省科举与地域社会关系研究》2011年6月立项,2017年8月申请结项,最终成果为31万字的专著。兹将成果的主要情况介绍如下:

一、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

     本课题以贵州科举为例,研究边省科举与国家认同、社会流动、地域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,探讨边省科举的独特影响,拓展科举学研究的空间。在“科举学”渐成显学的今日,学界对科举制度及活动本身、科举与相关外部环境的关系研究都已广泛展开,但就科举与地域文化关系而言,研究兴趣点多在科举昌盛之“人文渊薮”,少及边省。然探讨文化弱势区域的科举成就及其劣势、科举对其文化的推动与阻滞、地方社会与科举的互动关系,当更有助于透视科举与地方社会之关系。

   二、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、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

   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:

   本研究成果的内容分为六个部分。

      第一部分“边省贵州的地理认知与文化认同”。本部分涉及三方面内容:一是“明代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”,贵州具有特殊的历史人文背景,地处边远,又在明永乐十一年才建省,其与中心地带的关系如何?其国家认同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?本成果从文化与地理两角度进行了探析,追溯了贵州这片土地历代的归属,认为它虽然地处边远,但始终是中央政府的辖区,不曾拥有独立的政权与中央政府并列或对峙,因而从地缘上提供了国家认同的基础。明代朝廷实行“儒学政治化、科举儒学化”的政策,在科举活动中强化国家意志,为边省提供了一个通过科举活动体现国家认同的文化入口,成为贵州以争取开科纳入科举版图而达到文化认同的契机。通过不懈努力,贵州从附试他省而独立开科,在文化上保持了与中心地带的联系。二是“京黔里程认知与边省印象的强化”,“边远”始终是贵州抹不去的文化烙印,“京黔里程认知与边省印象的强化”一节通过对史籍中贵州省城到京师距离数据的考证,指出部分史籍将原本“四千余里”的数据表述成了“七千余里”,夸大了距离的遥远程度,影响了黔人的空间认知,加剧了贵州的“边省”心态,因此贵州的科举活动是在“认同”与“边远”两种认知中发展的。三是“合闱时期的云贵科举”,贵州科举起步阶段长期附于云南考试,形成了特殊的“合闱”现象,此时期贵州一方面在不利条件下积累科举经验,一方面又持续申请独立开科,在此过程中加强了边省与中央的文化认同。

      第二部分“贵州进士、举人数量与时空分布”。首先对贵州科举成绩进行统计与辨析。长期以来贵州科举成绩数据不清,外人以为边省无人,黔人则以为其认识是一种蔑视,缺乏数据支持,终难消争论。因此辨析科举成绩是研究边省贵州科举的重要基础。本部分以方志数据为基础,综合运用试录、题名录、实录、档案等史料进行分析考证,厘清数据,还原事实,得出明清两代共有进士709人(明代99、清代610)、举人5825人(明代1716、清代4109)的数据,并与一些省份进行了简略对比。其次是探索明清贵州科举人才的时空分布,设立时空坐标,通过各行政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段的进士、举人数量进行细致梳理统计,为贵州各政区进行成绩排序,并从历史人文地理角度分析其原因。再次,还对贵州进士、举人中试的年龄进行了初步分析。

      第三部分“贵州科举考务组织与管理”。作为边远省份,贵州科举考试的组织与管理状况如何?与他省有何异同?这需要用大量历史细节去复原。本部分从“考场”“考官”“考务”三个角度展开,涉及贵州贡院、考棚的建设、使用、维修;考官的简派、分工、执事、赴任离任;考试的入闱、阅卷、录取诸环节,系统梳理了明清贵州地方科举考务问题。

      第四部分“科举人物与地方文教”。边省科举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文教的积累,影响文教发展的社会主导力量是地方官员,尤其是专管文教的学政。明代贵州设学政较晚,又有人因遥远而不愿赴任,清代学政的简派工作规范化后,派往边省的依然是各省中资历最低者,更兼贵州学政鱼龙混杂,有洪亮吉、程恩泽、严修等目光宏远、锐意开拓的佼佼者,也有嗜抽鸦片、强索红案银两的庸常懈怠之徒,本成果从多方面分析了不同学政对贵州文教与科举的深刻影响。优秀科举人物是边省形象的重要象征,本成果选取了两类人为研究对象,一种是解元,一种是巍科人物,前者是省内竞争的优胜者,其分布情况是区分省内文教强弱区域的依据之一,后者是全国竞争的优胜者,可据以进行全国范围的对比。向来被视为文教弱区的边省贵州能在12年内便出两位状元,是对科举惯性认识的一种打破,不仅是个人实力的彰显,也是地方文教的大事件。而尤值得思考的是:为什么边省会在朝代末期取得科举的重大突破?其中是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?本成果亦从文教发展规律的角度进行了阐释。

      第五部分是“贵州科举与社会流动”,包括“进士户籍、乡贯与明代贵州社会流动”“清代贵州科举家族与社会流动”两大方面。几十年来学界一直认为科举是社会流动的重要力量,社会流动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两种,地域间的流动属于水平流动,而身份的变化则属于垂直流动。贵州科举在水平流动方面有其特殊之处,明清持续的移民带来了大量水平流动的科举参与者,本成果以明代进士为例,一一考证每个人的户籍、乡贯,分析其宏观的社会流动情况。垂直流动往往能反映出家族代际身份变化与文化传递情况,这一研究以何炳棣《明清社会史论》对科举家族的分析为代表,其方法多为学界所借鉴。本成果以《清代硃卷集成》所收贵州士子会试、乡试、拔贡硃卷的履历信息为样本,对20个家族进行了代际身份变化的分析,得出成为科举家族所需的代际数量,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形成科举家族所需的诸处社会条件。

      第六部分“贵州科举的影响因素”,主要研究贵州科举中的重要及特殊的影响因素。边远省份的自然、人文条件均有别于他省,影响因素也带有边省特色。此处从五个方面切入:地理交通、宾兴助学、冒籍、民族问题、书籍刻印。地理交通部分系统考察贵州各级别考试中交通条件的影响,解释交通因素对考生个人及边省地域的宏观作用。交通是边省科举的劣势,但同时也会带来政策的优惠,这也是本研究的内容之一。宾兴助学部分研究的是边省科举中的公益助考助学活动,深入考察明清两代贵州官方与民间互助两种类型的文教公益行为,对其资金来源、资助额度、管理方式一一剖析,最终落脚在其对地方科举的影响方面。冒籍是假冒籍贯以异地参加科举的行为,文化强区士子冒籍进入弱区往往会伤害后者利益,有违社会公平,历来为官方所不允。边远省份一直是冒籍的主要受害区域,明清两代贵州冒籍现象众多,且出过轰动一时的案例,而在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的清代,籍贯问题日益复杂,界定冒籍难度加大,成为打击冒籍的阻力,本研究通过大量事例剖析了冒籍对贵州文教的深刻影响。少数民族科举是民族众多的边远省份特有的现象,也是科举研究中的特殊话题。明代贵州有土官中乡试,清代则在改土归流后逐渐将少数民族纳入科举体系,却又未赋予其完全同等的权利,本研究结合具体案例分析贵州少数民族的科举权限、成绩及引起的社会问题,据以探索朝廷对边省少数族裔科举的态度和目的。书籍刻印的情况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一地方文化产品的多少,可据以了解一地士子文化培育过程中的资源条件。本研究梳理了明清两代贵州书籍的刻印、传播情况,对其与科举的互动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读。

 

研究成果的重要观点:

     本研究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:一、边远省份在地缘上远离中心地带,但像贵州这样历代均归中央政府统辖的区域,具备国家认同的良好基础。明代政府实行的“儒学政治化、科举儒学化”政策则为建省很晚的贵州提供了认同的良好机遇,贵州通过申请开科逐步在文化上实现了国家认同。二、贵州的“边省”形象塑造既有现实的因素,也有空间认知误差所导致的错觉,比如被夸大的省城与京师的距离,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黔人的“边远”心态。三、贵州科举成绩缺乏系统统计,造成了贵州文化的一种尴尬状态:外人以为黔地无人,黔人则以为遭遇蔑视,各自以争为正,难消争论。事实上,无论从史料存世条件还是从学理上,得出完整数据都是可能的。本研究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梳理辩证,得出贵州明清两代共有进士709人(明代99、清代610)、举人5825人(明1716、清4109)的数据,其分布以贵阳、遵义等地占优。而在分布的决定因素方面,主要与地理交通、移民情况、政治因素、师资条件有关。四、在社会流动方面,贵州科举表现出明显的特殊性,明清两代持续的移民活动造成了科举中广泛的水平流动,同时也为区分冒籍与否增加了难度。垂直流动方面,贵州产生一个科举家族所需的代际数量与他省相当。五、贵州科举成绩与边省特殊的社会生活诸因素有密切联系,其中“地理交通”、“宾兴助学”、“冒籍”、“民族问题”、“书籍刻印”几方面最为显著。地理交通方面,多山而居住分散的条件是贵州科举的巨大障碍,无论童试、岁科试还是乡会试,贵州士子均需付出更大的交通成本,其成绩也受到这一因素的制约。而从辩证角度看,这一劣势也为贵州带来了政策上的优惠,在资助赴考、大挑拣选甚至定额方面都得到照顾,又成为边省科举的独特优势。贵州的宾兴助学缺乏系统记载,但自参与科举以来一直存在,有官方和民间互助、士绅捐助等多种形式,各地、各时期均有额度差异,但总体对考生帮助很大,尤其是贫寒士子。冒籍问题始终伴随贵州科举,并因为移民众多而复杂化,虽有一定程度的正面意义,总体上侵害了边省贵州的科举利益。贵州少数民族在清代获得了科举资格,但被限定了考试级别,成绩也无法和主流群体相提并论,事实表明,朝廷用意在于稳定少数族裔而非促进其文教发展。贵州书籍刻印活动居于全国后列,影响了书籍的生产、流通与传播,士子读书行为受到局限,成为科举的显著劣势。

三、研究成果的突出特色

本研究成果有三大突出特色:

     第一,内容创新程度较高。本项目为学界对“边省科举与地域社会”话题的首次系统探索,又以边省中富于特殊性的贵州为例,多数内容此前未被研究过,大部分内容像“空间认知”“学政”“解元”“贡院”“宾兴与助学”“冒籍”“少数民族科举”“书籍刻印”等均系首次被纳入贵州科举研究视野。

     第二,史料运用更为广泛。在贵州历史研究上,史料始终是一个大问题,不像许多地方面临史料众多、难以抉择的问题。贵州史料存在两大障碍,一是文献总量小,二是散佚严重,前者是因为建省晚,文化开发相对滞后,产生的文献绝对数量偏小,后者则由文献保存与整理不足造成。四库馆臣在乾隆《贵州通志》的提要中就特别强调了贵州“文献难征”的问题,在他们看来,许多贵州历史话题未能系统纳入史志,就是因为资料亡佚严重,搜集整理工作效果不佳。这种困难在当前依然存在,是制约贵州历史研究的巨大障碍,也是科举学研究较少关注贵州问题的原因之一。之前的贵州科举研究未能广泛展开,与史料的限制有关,研究者使用的史料从范围上以贵州地方史志为主,而且偏爱省志与简略型地情书(如《黔南识黔》《黔南职方纪略》等),对子部、集部书籍挖掘不够;从馆藏上以贵州省内馆藏为主,许多稀见书籍难以涉及。本项目有鉴于此,在史料使用上进行了大力开拓,在全面运用贵州省、府、州县、乡镇志基础上,广泛触及正史、实录、档案、谕旨、奏折、家乘、试录、硃卷、闱墨、题名录、齿录、年谱、碑刻、传状、日记、诗文集等,尤其是与科举相关的各类政书,本项目研究中使用较多,对梳理科举制度中边省与普通省份的区别与联系,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像《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选刊》中的贵州乡试录,是了解明代贵州乡试考务最重要的史料,此前无人使用,通过系统分析,基本能够勾勒出明代贵州乡试考务脉络。项目前期对黔人及客籍人士著述均进行了充分调查,汇辑了大量细节性史料,为从人物角度认识贵州科举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
     第三,对历史细节的探索更为深入。以前的研究很少有边省视角,因而对贵州这样的文化弱区的科举关注层面较浅,常常只罗列进士举人数量以与他省对比,并不了解边省科举如何进行,其与他省有何区别与联系。本研究详细探索了各种历史细节,如边省科举考场如何建设、使用,边省士子如何赴试,边省如何组织考试,如何阅卷,经费如何使用等,均为此前研究所未深入探讨内容。

四、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、应用价值,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

   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:

    一是研究范围的开拓与丰富。从制度文明角度研究科举文化的学术成果较多,地方科举的研究则更为繁荣,但对边缘区域的科举活动关注较少。本研究以贵州这样一个文化开发很晚的地区为样本,探析地域文化与制度文明之间的关系,是对科举学研究范围的开拓与丰富。

    二是研究思路、角度的示范作用。科举涉及到社会生活多个方面,切入的角度影响到研究效果。本成果广泛涉及自然、人文地理,并从个人、群体及地域互动角度,细致剖析各种影响边省科举的文化因素,对其他地域的科举学研究有一定借鉴作用。

    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:

    此项目虽为基础研究,也有一定的应用价值。研究边省科举,对今天边远地区的教育、人才选拔事业的建设均有借鉴意义。贵州文化历来为外界所不甚了解,厘清科举史实,研究科举活动与各种社会文化的关系,对于摸清文化家底、塑造地方文化形象具备推动作用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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